大集團倒閉，各國都有，只要沒有在金融中陷的太深，對宏觀和微觀經濟影響不大。如果產品不是全部用金融包裹出來的對社會沖擊也不會很嚴重。解決企業破產和債務無非有這么幾種形式，一是債轉股；二是減價銷售，轉換股東；三是清算；四是化整為零進行拆散變賣還債。所有的行為都是盡量減少對金融和社會的沖擊。

恒大的問題集中體現了三個問題，國家的金融監管和反腐如何落實到市場各個角落，在金融監管和反腐問題上不能分民營、集體和國有，市場中涉及金融和腐敗破壞的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問題，企業規模大就會上升到整體的市場發展，波及國家經濟秩序建設。其次，涉及國計民生的大型民營企業也必須要進行必要的監管，制訂包括大型民營企業在內的大企業金融風險監管體系，制訂必須的法律監管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仔細分析大企業出現的問題，無非與腐敗緊密相連，與“成功者不否定自己”，獨斷專行的決策相關，也與企業貪大，企業文化失靈有關。特別是企業大了需要的文化與開始創業和企業發展壯大過程中的不同，企業往往失去了“靈魂”，也失去了“初衷”。一些民營企業的官僚主義換了一種形式存在，非常嚴重，陰奉陽違、欺上瞞下成風，言聽計從，溜須拍馬很讓人難以接受。如果我們再深入研究，一些大企業大部分都存在嚴重的“內耗”，效率大幅度下降，沒有足夠盈利能力時，企業很容易出現恒大的問題。

恒大的問題也是企業在市場極度繁榮，企業被炒作后遺癥的集中爆發，一個快速發展的市場一定會在停下來前的暴雷，誰也無法避免遇到緩慢前行，是市場和人性特質的絕佳表現。

天下沒有先知先覺，也沒有適可而止的收手，更少見在“洪流中”停下來的定力。這些就是不可避免的發展缺陷，必須承受。

另外，如何鑒定“大型企業”，以及涉及“國計民生企業”，這個需要下大力氣進行研究和定義，不能簡單草率。這個定義表面上看有利于企業的金融監管和腐敗打擊，實際上也有利于民營經濟的“國家待遇”。

從某種意義上看，給大型和國計民生企業定義，也有利于分類監管不同級別的企業。避免用一個杠桿來要求所有的大中小微企業，解決我國一直以來使用大企業的管理制度和模式要求中小微企業執行，有利于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中小微企業發展壯大，成為精致的專精特新企業。